文汇报：惟学无际——写在浙江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
时间: 2007-05-22 来源：数学科学研究中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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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学无际（附照片） ——写在浙江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 |
| 作者:郑重;万润龙;徐有智 日期:2007.05.21 版次:17 |
惟学无际 ——写在浙江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郑重 万润龙 特约记者 徐有智 走进浙江大学校史陈列室，犹如笼罩着历史长空，群星璀璨，互相辉映，一幅长10米的巨型油画，仿佛使我们穿行于110年的时间隧道，感受到深深的震撼。这是中国美术学院画家徐方毕全身之功完成的力作。画面上充满沧桑感的底色，从晚清到当代99位各具形象的人物，栩栩如生地迎面走来，有的能一眼明辨，他们是：林启、陈独秀、陈布雷、蒋梦麟、竺可桢、马一浮、邵飘萍、李政道、谈家桢、苏步青、王淦昌、钱三强……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与一所大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们的身后，一条河流贯穿了杭州、建德、泰和、宜山、遵义、湄潭，最后汇入东海，消失在茫茫的天际。油画正中有一块“国立浙江大学”的校碑。碑文中跳出了四个大字——惟学无际。 A.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 浙江大学校歌（作者马一浮） 西湖畔，白堤旁，有着西泠印社和林社两处古迹。西泠印社以金名名于世，而林社则有些冷落了。熟不知躺在地下的林启，和油画上99位名家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他们在开启两浙新学，追求科学、民主和学术自由有着卓然贡献。 林启是晚清杭州太守。1896年至1900年期间，他便结识了三位有识之士汪康年、陈汉第、朱智等，商量筹办新学。因浙江官绅设置阻力，未能遂愿。林启到任后，全力支持创办新学的主张。丁酉年(1897年)5月21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正式开学。辛丑年(1901年)，书院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壬寅年(1902年)又改称“浙江大学堂”，次年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浙江高等学校。1927年在原浙江高等学校的旧址上，改组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为工学院，改组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农学院，成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7月正式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在求是精神抚育中，出现了陈独秀、蒋百里、史寿白、何燏时、蒋梦麟、邵斐子、邵飘萍等新文化运动优秀人才。 林启为国为民而忧，鞠躬尽瘁，62岁的林启在杭病逝。家人计划扶柩回闽，各界人士坚请留葬弧山放鹤亭一隅，并出示林启生前诗句：为我名山留片席，看人宦海渡云帆。林启家人顺从民意，将林启葬于杭州孤山。 继林启之后的校长名单中有：陆懋勋、蒋梦麟、邵裴子、竺可桢、马寅初、周荣鑫、刘丹、陈立、朱祖祥、钱三强、路甬祥、潘云鹤…… B.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无曰己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士，尚有其闻！ 浙江大学校歌（作者马一浮） 有人说，在浙江大学110年的历史沧桑中，竺可桢校长是一面擎天大纛。如果没有竺可桢，浙江大学的历史就要重写。 提名让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是浙江大学前身浙江高等学堂毕业生蒋介石的首席侍从陈布雷。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浙江大学学生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联合全杭州学生上街游行，并计划赴南京请愿。家乡的学潮令蒋介石忧虑，却也无可奈何，情急之下多方寻选能孚众望者出任浙大校长。深得蒋介石信任的陈布雷力荐竺可桢。 1936年2月21日，蒋介石约见竺可桢，希望他能“允任”。竺知道，在当时情况下，“若不为浙大谋，浙大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竺经过慎重考虑，于3月8日向陈布雷提出了“出山”的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时间以半年为限。 竺可桢在3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如以和平相号召……大学军队化之办法在于流入军国主义，不特与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不合，即与英美各国大学精神在于重个人自由，亦完全不同。 同年4月25日，在得到了校长独立用人权、当局不得干预的许诺后，竺可桢终于走马上任。 4月25日下午，竺可桢以浙大校长的身份，在浙大健身房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演讲。要求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强调“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性”。他表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假使大学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培养出博学笃行的学者”。竺可桢决定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实施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 由于竺可桢真诚邀请，先后来浙大任教的有：他在哈佛大学研究院的同学胡刚复；哈佛大学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的得意门生、“桐城派”嫡传梅光迪；有从东南大学的同事中“挖”来的名师吴福桢、张其昀；浙江大学坚请留任的教授郑晓沧和李寿恒。 一些已经离开了浙江大学的名师，竺可桢礼请他们复职，如邵裴之、张绍忠、朱福炘、束星北、蔡邦华、何增禄。何增禄被竺可桢的诚意感动，把已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王淦昌教授也邀请到浙江大学任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西迁办学的途中，竺可桢邀请国学大师马一浮到浙大讲学。马一浮为家中藏书搬运犯愁。竺可桢闻知，向马一浮表示浙大可承担运书责任。马一浮在浙大开讲，成为浙江大学校史中的一段美谈。 1936年秋，竺可桢首次参加浙江大学新生入学典礼。竺可桢在讲演中问道：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两个问题后来成为浙江大学的经典语录，并被国内许多大学校长引用。 浙江大学校委会在讨论学校迁向何处去的问题时，竺可桢表示，浙江大学不能搬迁到那些内迁大学集中的大城市中去，大学的内迁应该与当地的开发相结合，浙江大学应该搬到那些从未接触过大学生活的城镇去。 浙江大学西迁的第一站，是浙江省建德县城。两个月后的12月24日，杭州陷落。为防不测，浙江大学再次迁徙。从建德到江西吉安，行程752公里，浙江大学的师生却行了长长的25天。 此时正值寒假，师生们却无心赋闲，照常借吉安中学的校舍上课，并举行了学期考试。然而，吉安也非久留之地，在白鹭洲度过了一个寒假之后，浙江大学便继续南迁，来到泰和县城郊上田村。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人元教授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在泰和的一个学期，相对安定些，还开出实验课。”苏步青教授也有这样的陈述：我们在泰和时，学校文风甚盛。那时候有马一浮、钱钟韩等著名学者，都来浙大执教。 浙江大学的师生十分注重竺校长提出的“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的办学思想。在泰和，浙大的师生为当地的百姓做了几件大好事。苏步青教授回忆说：泰和江水经常泛滥为患。竺先生知此情况后，命令土木系师生帮助地方除害。结果在赣江边建造了一条长堤，终于把千年水患给制服了。 浙江大学的师生还做了一件留芳千古的大事。当时，杭州已经沦陷，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随时有被日军掠走的可能。浙江大学师生将139箱古书运出杭州。辗转五省，历程5000里，送达贵州地母洞，得以妥善保管。 校委会决定，浙大再迁宜山。 从泰和到宜山，路途遥远，关隘重重，校委会决定分两路向广西进发。 由于水土不服，146名师生在两个月中相继患病，其中多数患恶性疟疾，时有师生去世的消息。最可恶的是日本人的飞机，经常来狂轰滥炸。尽管如此，浙江大学的教学秩序依然。11月1日，浙江大学在宜山复课，竺可桢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 1938年11月19日，浙江大学在宜山举行校务会。会上，竺可桢确定“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舍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 浙江大学的师生实践了竺校长的“求是”精神。史地、化学、教育、园艺、农经等系的师生根据各自的特性，对宜山的地质、气候、风物、人情、经济、疾病等进行了考察与研究，写出了研究报告。 在此期间，竺可桢校长委托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撰写了《浙江大学校歌》。这首歌至今依然是浙江大学的校歌。 1939年12月6日，浙江大学首批教职员及家属迁移贵州。1940年1月，竺可桢率员前往遵义。1月16日，竺校长一行抵达遵义师范。1940年5月，第一批浙大师生抵达湄潭。至1941年统计，浙江大学学生共有1305人。期间，有一位名叫杨光华的热血青年为了追赶浙江大学的队伍，摔折了腿。这位本科生抗战后成为浙大的一位教师，60多年后，杨教授的儿子和孙子都进了浙大，儿子杨卫当了浙大的校长，孙子杨越成为浙大的学生，杨卫校长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最近我到湄潭时，还看到了我父亲名字出现在当年的教师名录中，我还听到了当年浙大西迁的逸闻轶事，让我亲身感受到我父亲那代浙大学人处困境而顽强奋斗的精神。 在遵义湄潭7年，是浙大科研思想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如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罗宗洛等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里取得的。他们最主要代表性论文也是在这里写成的，他们第一代学生就是在那时培养出来的。而在那个时候培养的1300多名浙大学生中，更不乏如李政道、谷超豪、程开甲等等这样的精英学子。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教师、学生中，日后有50多名专家学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系王淦昌教授1942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的那篇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就在湄潭写成的。同样在湄潭的唐家祠堂，生物系谈家桢教授在1944年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尔后又用两年时间搞清了这种现象的机制和规律。这一成果发表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上，引起了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影响，被称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在动乱奔波之中，浙江大学仍然有如些学术氛围，取得研究成果，这和竺可桢主张的学校不受政党干预，政治不进学校有关。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曾两次参观考察已迁址湄潭的浙江大学，使李约瑟对浙江大学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浙江大学是东方剑桥。 C. 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若舍之在熔。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浙江大学校歌（作者马一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浙江大学迁回杭州。1946年8月30日，竺可桢决定辞去兼了十年之久的气象研究所所长，把所有精力投入浙大，开始为浙江大学的“扩张”呕心沥血。人类学家吴定良未受中央研究院重用，竺可桢认为他在人类学上颇有造诣，立即聘至浙大。后吴在浙大创办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竺又邀请知名法学家、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李浩培创办法学院，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担任医学院召集人，后李宗恩回母校任协和医学院召集人，遂改由王季午担任医学院召集人。 在化学家卢嘉锡的记忆中有一段佳话：二战结束前夕，还在美国的他先后收到厦门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发来的信函和电报，邀请卢到厦大和浙大任化学系主任兼教授。卢一踏上故土，胡刚复院长就亲自给卢送了聘书。卢只好奔波两地上课。 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科、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1949年春，经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大获全胜后，解放军准备渡江。此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来电催竺可桢赴台湾。4月下旬，教育部再下命令，要竺可桢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但竺可桢拖延应付，按兵不动。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7月3日，上海浙大校友会举行大会，内容之一便是热烈欢迎竺可桢校长。出席校友达600余人，盛况空前。两周后，北京浙大校友集会，恳请竺可桢回浙大。面对浙大师生盛情，竺可桢屡屡动容。但表示盛年不再，只希望有一位合适人才出任浙大校长。9月1日，竺可桢获知国家已派任马寅初任浙江大学校长，方感释怀。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浙江大学向各地输送人才。部分师生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王淦昌、贝时璋、王葆仁、蔡邦华、罗宗洛、陈述彭、钱人元、沈善炯、邹元燨等著名教授分别调至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一些研究所，成为这些研究机构的创始人之一。 1952年，国家进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被定位为一所工科大学，只保留原工学院电机、机械、化工等部分系科。浙江大学理学院、医学院、文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之江大学各系科及工学院部分系科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浙江医学院……浙大工学院五大系，只留电机系主任王国松留守浙大，航空系、土木系、机械系、化工系四系主任全部调离浙大。 名师的调离，对浙江大学来说是抽去栋梁般的损失，但对各地院校来说却是注入了能量和活力。这些老浙大的骨干力量将浙江大学的求是学风带到各院校，为新中国的教育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调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任主任的谭其骧说：1950年，浙大宣布停办历史系，我不得不离开浙大，转来复旦。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 浙江大学农化系奉命撤销后，系主任朱祖祥一直未应聘去外校工作，坚持在原校教授普通土壤学。1955年，朱祖祥终于受命重建浙江农学院农土化系。1980年，朱成为在杭高校当选的第一位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1996年，朱还和苏步青、谈家桢提议将浙大分离出去的几个院校合并。可惜尚未如愿，朱便辞世了。 值得一提的是张其昀先生，这位创立了浙江大学史地系学者造就了众多一流人才，该系历届毕业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5人。张教授1949年去台湾后，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是台湾文化大学的创办人，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贡献。 记者在浙江大学看到了一条院士长廊，长廊内挂有160余位两院院士的照片，他们都曾是浙江大学的教师或学生，但绝大多数都已离开浙江大学。其中，至少有50多位院士参加过“文军长征”。他们的学术成就，大多在浙江大学奠定基础。 1956年，中国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到浙大作报告时曾经对1952年的院系调整作过以下评说：把综合性的浙江大学拆散了，把她变成了单纯的工科大学，这对浙大，对浙江来说，是很大的损失。一所大学，校风至关重要。好校风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浙大有很良好的求是校风，是国内不多的知名学府。如果当时不将她拆散，而是完整地保留下来，也许意义更大。 尽管浙江大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但扎根于浙江大地的浙江大学却汲取着浙江这块土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浙江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开拓进取的精髓，浙大师生依然信奉求是校训。 1957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反右”困局时，浙江大学率中国工科大学之先重新创办了理科。 十年“文革”浙江大学一大批教授全力营造校园小气候，校外一片喧闹声，校内依然搞研究。当红卫兵要“砸烂”灵隐寺的消息传来，浙江大学的师生立即赶赴现场，筑起人墙，保住了千年古刹。 1979年5月，浙江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刘丹率团到国外著名高校考察，结合中国当时的情况，率先提出了恢复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建议。他与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等四位名誉校长一起，向中央建议加速建设一批全国重点大学。 八十年代，路甬祥校长提出：即使勒紧腰带也要把学科建设搞上去。并率全国高校之先进行了全方位的综合改革，推动了浙江大学的快速发展，成为全国高校改革发展的典范。 至1998年四校合并之前，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所学校师生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求实进取，发奋钻研，成果不断。 ——浙大电机系郑光华教授在国际上首先发明双水内冷发电机，解决了我国自制大型发电机的技术难题； ——浙大光仪系研制成功的高速摄像机，清晰地记录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情景； ——岑可法院士领衔的科研小组以战略科学家的眼光，专注于能源的洁净使用，在垃圾焚烧、以煤代油等领域的研究及其成果已经领先世界同行； ——以阙端麟院士为负责人的科研组在硅晶体材料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使我国的半导体产业能够与国际同行抗衡； ——著名心理学家陈立先生自60年代初开展的认识过程发展规律的心理学研究以及他在工业心理学方面的建树，成为中国心理学历程中的丰碑； ——著名传染病学专家王季午教授1952年首次证实钩端螺旋体病在浙江的流行，他五十年代提出对肺吸血虫病的防治方案已广泛应用，1984年领导研究乙型肝炎病毒在子宫内的传染获得成功； ——著名园艺学家吴耕民在引进果蔬良种和技术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改善我国人民果蔬供应以及绿化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还有一代词宗夏承焘在词学研究领域进行的多方位的开拓，…… 1998年5月，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这四所同根同源的大学组建成新的浙江大学。 新浙大的第一任党委书记、当年亲身参加新浙大筹建工作的张浚生在回忆中说，当时我在香港工作，也是路甬祥同志最早来找我谈，要不要接下这个任务？我反复考虑了四个多月。四校合并，千头万绪，足以让你寝食难安。最终我还是答应下来了，一是当时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有多年教育和科技工作经验，对此重大意义体会深刻；二是合并可加快浙大学科交叉和融合，再上新台阶，实现综合性发展；三是合并是老校长刘丹和许多浙大校友、师生多年的愿望。 并校9年来，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浙江大学在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科研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李约瑟当年赞誉的“东方剑桥”在新时代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为浙江大学的朝气蓬勃所吸引，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走进浙大校门，霍金、丘成恫、金庸、安南、杨振宁……他们的到来，又使浙江大学更加光灿夺目。 在浙江大学110周年校庆前夕，我们采访了世界著名数学家、美籍华人丘成桐先生。这位菲尔茨奖获得者向我们讲述了一段往事。 1979年，应苏步青先生邀请，丘成桐首次到中国讲学。1980年，丘先生偕太太来到杭州西湖旅游。他被美丽的景色所吸引，认为这里有做学问的环境，是一个适宜思考的地方，却没有一所好大学，他因此为杭州感到可惜，“我当时没去浙大，对浙大的历史也不了解”。 但随着到中国内地次数的增加，丘成桐对浙大的看法开始改变。在与苏步青交谈时，屡屡提及浙江大学，并称自己的学术成就源于浙大。后来，丘先生又获知他敬重的数学家陈建功、王元、石中慈、谷超豪胡和生夫妇也是浙大人。在与海外学者的接触中，丘先生又发现多位一流的数学家都是浙大人，其中有熊全治、杨忠道、周元燊。1988年，应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路甬祥邀请，丘先生带了8位弟子到浙大考察，路校长提议请丘先生到浙大组建数学中心。当时对浙大了解甚少的丘成桐没有作明确的表示。1989年，丘先生与苏步青教授交谈。提及路甬祥校长的建议，苏教授说：你去其他地方我不赞成，但到浙大我赞成。振兴浙大的数学研究是我的宿愿。我人已经离开了浙大，但我的思想留在了浙大。 苏步青的这番话使丘成桐深为震撼。1998年，时任浙大校长的潘云鹤随中国校长代表团访问美国。在访问哈佛大学时，由丘先生作陪。潘校长重提当年路校长的话题，请丘先生到浙大组建数学中心，丘先生表示同意。已经创办了实业并卓有成就的汤氏夫妇全力支持丘先生到浙大创办数学中心，一次捐助1600万元兴建数学中心大楼。 2002年，浙大永谦楼落成，丘成桐将数学国际会议弦理论研讨会安排在浙大举办，并邀请到了他的朋友、著名科学家霍金、费尔兹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院外籍院士威腾（E.Wtten），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葛乐思（D.Gross），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院士法捷耶夫（Faddeev），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教授施维德（A.Stromingen）等一大批科学家参加会议。丘先生还邀请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著名华人数学家、全球华人数学最高奖晨兴奖获得者刘克峰担任自己的助手，共同创建了浙江大学数学中心。如今，浙大数学中心在引进国外数学人才，培养一流数学人才，探究世界数学前沿课题等方面已经迈出了新的步伐，老浙大数学系的辉煌已经开始重现。 一百多年前，从只有30名学子诵读的一所古寺宇，发展到今天拥有十万名师生员工，占地八千余亩的一所全国著名大学，浙江大学在跨越三个世纪的办学历史中，从创建、变革、崛起到发展，显示出坚忍不拔的精神气质，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使其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始终走在前列，引领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大学的百年沧桑，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从饱受屈辱中崛起的奋斗史的一个写照；浙大的百年成就，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步入现代发展和中华民族实现“科教兴国”的伟大宏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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