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福布斯》杂志封面故事——丘成桐开辟中国数学新篇章

 

哈佛数学家丘成桐说，中国在数学领域依然落后。而丘成桐本人正游说于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之间，希望能改变这一状况。

 

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举国上下群情振奋。一位中国出生的哈佛数学家觉得在中国举办另一个四年一度的全球盛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丘成桐与他的导师，另一位中国数学家（陈省身）获得了与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见面的难得机会。于是他专程从美国飞回国内。他们提议北京承办国际数学家大会，这一国际数学界最隆重的聚会。如果中国可以花费数亿巨资举办聚集世界上最优秀运动员的盛会，那么应该也不难承办一届汇聚世界上最聪明数学头脑的盛会。在与工程师出身的江主席的会见后，江主席被他们说服了。

 

丘已经为他的事业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推动他认为仍然落后的中国本土数学研究，提升中国数学家的地位。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终于在北京召开（中国第一次申奥没有成功，不过明年的奥运会即将在中国举办）。但是江主席的认可与媒体的宣传帮助他说服了富商巨贾，从而实现他的目标：建立三个高等数学研究所。“我希望培养中国本土的数学领袖，”他说，“我不相信在一个公众缺乏数学知识的地方，可以建立现代化的社会。”

 

丘是社会活动与筹款的大师，他总能筹集到源源不断的资金，邀请世界上最出色的华人数学家到他的研究所任职。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就是57岁的丘成桐本人。正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前所长菲利普·格里菲斯所说，他是华人数学家的领袖，并且是世界上位列前十的数学家。

 

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他们经常看到中国学生在数学竞赛中傲视群雄，中国数学家在最好的海外大学任职。丘的改革看起来也许过头了。但是他说，在最高的水平上，中国本土数学家与他们的西方同行相比远远落后了：“大多数中国数学家仍然在利用美国数学家的技术。我希望他们能够创造自己的研究工具，而不必再依赖和模仿别人。”

 

一个原因是，许多年来中国把她最有天赋的学生送到国外。大多数人找到了适宜的研究环境，或者在私人公司得到了优厚的工作，所以都不回国了。这种智力输出对于在中国创造一个数学天才的群体是巨大的阻碍。“中国要想成为科技社会，需要坚实的基础，数学就是一门基本的语言”，丘说，“物理、软件、工程、银行业与保险都依赖于数学研究。”

 

于是1993年丘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995年他在北京成立晨兴数学研究中心，2002他又在杭州（在上海以南16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浙江大学成立数学科学研究中心。他已经全职在哈佛大学任教20年，专长几何、微分方程与数学物理。丘在1982年获得过相当于数学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在1985年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还在1997年获得美国总统国家科学奖。

 

 “丘就像中国的神”，美国科学基金会数学与物理部副主任，正在香港数学所访问的陈繁昌说，“他回国时可以与总理会面。而在美国，即使基金会的主任也无法见到布什总统。”

 

但是在去年，丘卷入了两起公开的纷争。一件是与被他批评为腐败的北京大学。另一件是与《纽约人》杂志，这个杂志在一篇文章中将他描写为企图窃取解决庞加莱猜想的荣誉，这是一个有着103年历史的问题，被视为几何与拓扑学中的圣杯。他说这种指控完全是错误的，其他新闻报道也纷纷找出证据支持丘成桐。

 

在新界的330英亩的繁华校园里的一幢名为“第一教学楼”的三层楼房里，丘的香港数学研究所成立了。“在香港，大多数给学校捐款的富人希望有一幢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大楼”，丘说，“但是我们甚至还没有一幢大楼。”

 

一位哈佛的本科生将丘成桐介绍给第一位巨资捐赠人，这位捐款人既不要命名，也谢绝了荣誉学位。他就是这个哈佛学生的父亲，马来西亚亿万富翁郭鹤年（他也是香港居民）。他捐赠了600万成立一项基金，在1998年吸引了研究所的第一个全职教员，一位来自纽约大学的教授。接着郭鹤年把丘引见给他的朋友，亚洲首富李嘉诚，他捐赠了130万。香港房地产大亨陈启宗从70年代丘在哈佛任教时就与丘熟识，他把丘介绍给他的舅舅Thomas Chen，后者又捐赠了130万元。

 

另外非常重要的200万捐款来自蒙民伟，他领导着香港信兴集团，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是松下电器的港澳总代理。坐在位于尖沙咀附近的公司总部的豪华会议室里，蒙民伟回忆了他幼年在中国农村时求学的艰辛，那时正值日本入侵，他经常要躲避轰炸。“当我在1953年成为松下经销商，看到日本的先进科技，让我印象深刻。”他说，“这促使我希望香港和大陆也能有更出色的工程师，这也是我现在的目标。”这笔钱被用来设立一个席位，聘请一位终身教授。

 

今天，这个研究所招收了100位来自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学生，接受5年的硕士与博士培养。一个巨大的吸引力来自与工程和物理系的合作，比如研究诸如赛马、人体三维成像和天气预报等。另一个优势在于许多来自中国、日本、北美和欧洲的访问学者。“我无法让这些人到中国来，”陈启宗说，“但是成桐可以。”

 

而在北京的晨兴中心，丘得到了中国政府和陈启宗及其兄弟陈乐宗的帮助。（陈乐宗与丘成为好朋友是因为60年代时他们未来的太太是同住在旧金山的室友。）政府捐出了一块地，兄弟俩出钱建造了一幢与中国科学院共用的大楼。这里每年有六个月的学术活动，供250位研究人员前来进修。今天，晨兴所设立了一个数学奖，希望有一天能够与菲尔兹奖相提并论。大多数毕业生在国内的各所大学任教。丘说：“我希望这些学生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影响。”

 

丘是一个广东家庭中的8个孩子之一。1949年共产党接管广州，丘与他的家庭一起离开了祖国。丘在香港中文大学附近的一个没有电也没有水的小村庄里长大，父亲是中文大学的教授。与学习算术相比，他更喜欢与他的伙伴们玩耍与逃课。当他14岁时父亲去世，他对学习开始认真起来。他被中文大学录取，并在1969年到加州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那里他遇到了他的导师，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之一的陈省身教授。陈在1993年和丘一起参加了与江泽民主席的会面。1971年时，年仅22岁的丘成桐获得了博士学位。

 

丘除了拥有过人的数学天赋，他的同事们一致认为他的另一个巨大能力是筹款。“丘知道怎么表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数学系的李伟光教授说，“他对于自己的追求义无反顾，好像汽车推销员。”丘说他很实际，虽然他的朋友用了一个更好的词汇“过于直接”。“通常我们要在与这些富商的十次宴会后才开口谈捐赠的事，”丘说，“但我没有那个时间，所以我总是在第一次宴会上就提出。”他告诉那些潜在的捐款人：“钱并不意味着什么。而在于你们的善举将成为历史遗产。”一次在Howard Johnson的旅馆里进早餐时，他成功地说服了一位居住在新泽西的华人工程师捐献了200万给浙大的数学中心。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率直，让他陷入了与北京大学（他谴责后者夸大研究成果的价值）以及《纽约人》杂志的纠纷。丘的一个朋友说：“他有着非常强有力的个性，在学术界这不应该受到攻击。”这个杂志称丘想要从俄国数学家佩雷尔曼手里攫取证明庞加莱猜想的荣誉。丘要求《纽约人》杂志道歉，但是该杂志发表了一个声明，称支持文章的作者。他说：“那篇文章是对数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种误解。”佩雷尔曼把答案发布在网上，但是没有给出证明的具体细节。这让几个团队来重新审查他的工作，并补充细节，这是每个学术期刊的要求。丘的两个学生在丘的鼓励下，在2006年赢得了这场竞争。

 

丘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他坐在哈佛的办公室里，一边回复电子邮件，一边与一位访客聊天。“有些新闻报道担心中国的崛起，”他说，“但是，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创造一种文化间的沟通，数学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门很好的语言。”他说，他的梦想就是把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办成香港的哈佛。“哈佛花了几百年才成为世界一流学府。希望我们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我们最需要足够的资金。”